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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卖血”班车上的母亲:跨县卖血最长16年 有超龄者曾办假证件

  • 卡城东东 发布日期: 2019-03-24 评论: 0 浏览: 3340

只要车门还有一个缝,吴春花就会拼命往上挤。17个座位的破巴士,有人记得最多时上了90人,座椅前后左右都挤着人,大都是农村女人,没地方坐,就坐别人身上。她们来自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,一座国家级贫困县。

巴士的终点位于50公里外的崇仁县工业园,那里设有一座单采血浆站,一年采浆数十吨。

其中一份血浆来自吴春花,她住在乐安县北边的村子,跨县卖血,乡村巴士是唯一选择,她更习惯称它为“班车”。

班车里,柴油味混杂着汗液发酵的酸味。吴春花晕车,一晕就吐,吐到“肠子都要扯出来”,手脚发软,下车后分不清南北西东。

颠簸数小时,抽一袋750g(后改为600g)的血浆,能获得70元的误工费,这是养猪、种水稻、上山砍笋以外,她唯一的收入。她以此为业,坚持十年,手臂窝因频繁扎针皮肤凹陷,留下针眼愈合后的密集疤痕。

吴春花的大姐、三个弟媳还有几个邻居也坐过这趟班车。 “我们这个车没有男的,都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女人”。她们来自乐安县各个角落,班车将她们送至隔壁县,也将她们的血浆汇聚于此,经生物公司收购、加工,制成人血白蛋白、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血制品,注射到血友病、狂犬病等患者的身体里。

吴春花的儿子吴小明过年去外县走亲访友时,也坐过这种“班车”,和母亲的感受一样,拥挤。乡村巴士在这里稀松平常,没有人会特别留意,但母亲颠簸在这趟“班车”上的十年,他自卑过,抵抗过,逃离过,最终与母亲和解。

如今,“班车”退役,母亲也不再卖血,这段记忆被尘封在繁琐的日常里。但吴小明决定记录下来,他走近她们,无意间也走进一个广袤又隐秘的世界。

(这种巴士在乡村稀松平常,不会有人特别留意。图片来源网络)

“扎猪的针,都没那么大嘞”

凌晨四点左右,“啪”的一声,南屋的灯亮了。

吴小明躺在北屋的小床上,闭着眼,佯装熟睡。他听到母亲起身,穿衣,下床,小心翼翼地挪到堂屋,伸手去够灯绳,然后,堂屋也亮了。吴小明熟练地翻了个身,借着低功率白炽灯昏暗的光,瞥见母亲的影子在卧室门前晃来晃去。

他14岁,在县城读初三,母亲近来总是早起,他起了疑心,偷偷打听,才知道母亲在“卖血”。

同村阿姨的催促声透过木门,传进房间。母亲低声回应,从柜子里取出健康证、身份证,带上一瓶1.5L温开水,关上灯,“吱呀”一声,合上木门,走入浓夜。远处传来几声田园犬的叫声。

吴小明睡不着了,胡乱猜想着母亲即将遭遇的事情。“我们那个时候的认知就是,卖血是一件挺恐怖的事”。

儿子的胡思乱想,吴春花并不知情。当时,她只关心自己能否在班车上占一个座位。

吴春花住在山上,她和同村的女人顺坡而下,沿途敲门,到了山脚村口,差不多聚齐了十几个人。天还没亮,她们掏出手电筒,几束橘色的光摇晃在空荡荡的泥土路上。

步行一小时后,吴春花抵达上车点。定员17位的班车已挤上四五十个女人,她们都来自乐安县周边乡镇。

吴春花使劲儿往里靠,挤出了一席之地。

那是2003年,吴春花坐上开往血站的班车。准确来说,是在车上站了一个多小时。没多久,她就感到头晕,挤到窗口,头往外一探,吐了。风把头发吹进嘴巴里,她来不及整理长发,又吐了,“好像肠子都要扯出来一样,黄疸水都吐出来了” 。

她只能不停地灌水。别人告诉她,多喝水,水浸入血液,血浆也能跟着多起来。所以,她随身携带一只1.5L的饮料瓶,瓶子是路边捡的,拿回去洗一洗,泡一泡,出发前盛满水,不停喝,喝到“人像发胖一样,水肿”,就差不多够了。

血站里已经排了好长队,她有点紧张,在大厅等着。工作人员上前安慰,不要紧,抽的是黄血(血浆),不是红血(全血),抽掉旧血换新血,还能降血脂,“一些老师也会去的”。听到这些体面人也“卖血”,吴春花才算放了心。

“吴春花”,叫到她的名字了。

“不用怕啦”,护士取出针具,针头轻轻一推,扎进了吴春花的胳膊。她哆嗦了一下,手臂本能地往后退。 “那个针的针头啊,扎猪的针,都没那么大嘞!”同去的弟妹后来回忆。

吴春花几十年不进医院,不打针,“就是怕痛”,但“卖血”十年,扎针十年,她从未想过放弃。频次最高时,她一周“扎”三次,扎到手臂窝布满针眼,“扎了这里扎那里,有时候都没地方扎了。”一次,护士扎到一处还未愈合的针眼,痛得她出了一层细汗,她咬紧牙熬了过去,“要钱嘛,没办法。”

2003年,抽出一袋“啤酒一样”的血浆,750g,吴春花可以得到70块钱。丈夫在采石场扛石头,上上下下好几百斤,一天也就能挣50元。吴春花在家耕地,365天,三四亩地,一年能有两千的收入。均摊下来,一天5元。

血浆带来了意外之财。“用这个方法挣钱,比较容易,身体好就可以了。”

同一年,隔壁村31岁的杨莲芳也加入“卖血”大军。当时,她蹬一天三轮能挣三四十,丈夫烧砖窑,一年能挣三四千。卖血,为这个窘迫的家庭,提供了一个增收选项。

增收并不易。杨莲芳晕倒过几次。

有一回,抽完血,她去血站食堂用餐,排着队,人往后一歪,就倒了,碗碎一地。还有一回,坐车返村,几十个人挤一块,中了暑,杨莲芳脚一软,倒在车上。司机和其他女人合力将她抬到树下,喂水,掐人中,好一会儿,她才出一身汗,缓过劲儿来。

她还在鬼门关走过一遭。一次,班车为避让货车,翻进沟里。车里三十几号人,层层叠叠摞一起,呼吸都难。司机找来扳手砸开车玻璃,杨莲芳们才一个个爬出来。“有人血淋淋的,我低头一看,身上也有血,还以为自己受伤了,再检查,是别人的血。”

那次,十几个人受伤,救护车来了好几辆,有人流血,有人压断手,杨莲芳的大姑,断了后脊梁,卧床半年。但这并未吓退杨莲芳,“休息了半个月,又去了。”

偶尔,抽完血,杨莲芳会买点土鸡蛋,补营养。吴春花从不讲究,回家照旧下田耕地,有时候头晕,就坐在田埂歇会儿,晚上再回家烧饭。

在吴小明的记忆里,母亲每次卖血回来,“脸蜡黄得吓人,像干完一场大活一样。”

“都说让你不要去,脸色这么差!”他用埋怨的语气表达担心,但他知道,母亲不会缺席。

(吴小明老家的院子 受访者供图)

明天去崇仁吗?

吴春花生活的抚州市乐安县地处江西中部腹地,1986年,乐安县被省政府列为省定贫困县,2002年2月又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592个、全省21个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。

“穷怕了。”吴春花说。她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,养活8个,四姐妹只有吴春花一人读了小学,但读到五年级,父亲劝她辍学,“那个时候没钱啊。”

无书可读随处可见。儿子同班同学,成绩很好,念到五年级,家里交不上学费,只得辍学。“所以我们想方设法,弄点钱来,小孩读书嘛。”她不想让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。

家里的窘迫,吴小明看在眼里。村里的小学只到二年级,之后,他到县城念小学,同学父母是机关干部,放学回家吃饭,他不行,他只能去中学找姐姐,三个人到中学食堂,花上一两毛钱,点一个菜,一起吃。他常听父母为钱吵架,尤其交学费前,家里没有存款,父母商量着上哪儿借。

吴小明读三年级,1997年左右,家里被贫穷击溃。

那年,读初二的大姐,时常头痛,去县医院检查,医生说是结核性脑膜炎,住院二十天后,拍了CT,送去省城复检,才知道大姐长了脑瘤,晚期。

她成绩很好,班主任来看望,安慰吴春花,“阿姨,你不用愁呢,她成绩好,以后一定不用种田。”

但省城医生下了最后通牒,癌症已经到了晚期,如果做手术,需要一万的手术费,接下来的化疗,一年至少还要一两万,“那时候,我们用人头去换,也换不到一万块钱啊。”吴春花的眼眶红了。

最后,一家人决定放弃治疗,大姐从医院回了家。头脑清醒时,她会辅导弟弟妹妹学英语,一旦发作,头就像炸裂一样痛。一天晚上,吴春花正在田里干活,女儿吵着要吃米粉,她赶回家,做了一碗,看着女儿大口大口吃完。

第二天,大姐走了。

“我是亏了这一点,太亏了。”多年后,回忆起当年放弃治疗,吴春花还是放不下,“要钱,没有啊,如果有的话,还是会博一下,虽然没救,还是会去博。”

大女儿去世后,留下几千块债务。二女儿懂事早,读完初二,主动退学,“她说,读那个有什么用啊,家里还欠这么多钱。”吴春花劝说未果,任由女儿外出打工。

多年后,去崇仁县卖血来钱快的讯息,被一个外来媳妇带进村里,“去不去”,她压低嗓门问吴春花。

“去啊!”

她们从不明说“卖血”这两个字,见面只问,“明天去崇仁吗?”

也有村民在背后数落,“说我们就是懒,不愿意干活,就去卖血。”话传到耳边,吴春花很不舒服,她佯装没听见,“那有什么办法呢,人家不去就不去嘛,我们需要钱。”

吴春花的大姐先她几年卖血。 27岁时,大姐的第一任丈夫被车碾死,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。后来改嫁,双方都穷,寄居他人柴房,晚上下雨,撑一把伞,一家人躲在伞下,缩成一团。柴房没床,他们卸了门板,放倒柜子,铺上干草,孩子睡柜子,夫妻俩睡门板。

1999年,大姐42岁那年,第二任丈夫脑溢血去世。次年,听远房亲戚说,崇仁县可以卖血,便去尝试,一试九年。期间,她曾被检查出感染了小三阳,但从未后悔,“自己缺钱,没什么后悔的。”

杨莲芳也不后悔,尽管很多人说,“你这么年轻,就走这条路?”但她心里清楚,自己多需要钱。第一任丈夫被水淹死后,她靠蹬三轮养活孩子。

生活在2003年有了起色。存下一些积蓄,杨莲芳开始建房。建完第一层,准备封顶,按照当地习俗,要请建筑工人吃饭。十几张嘴,怎么办?杨莲芳拿不出钱,想来想去,唯一的办法就是卖血。七十块,买了十几个菜,荤素搭配,请了两桌客。

“那时候的七十,现在七百块都不止啊。”她平静地回忆,就像自己只是上街买了一趟菜。

儿子还未成家

那几年,血站生意旺,承担运输任务的班车司机李立军,兼职成了业务员。碰到脸熟的乘客,会托她们物色浆员。

“你们那儿还有新生吗?”司机向吴春花打听,“有的话,给我们带过来啊。”

按照市场价,介绍一位新生,能得到几十块人头费,新生连续卖血三次,中间人能获得一百块的全额奖励。

吴春花回家后向弟媳、邻居宣传,“你们去吗?那个钱很好拿的。”罗桂凤一听,有些心动,便跟吴春花去了。

52岁的罗桂凤卖血主要为孩子。她的大儿媳生下四个女儿,养不起,也罚不起,便将两个女儿过户给另一乡邻,她与罗桂凤的大儿子躲去外面,继续生儿子,一去好几年。

留下的两个小孙女交给了罗桂凤,加上小儿子的孩子,三张嘴都要吃饭。罗桂凤每月去两次血站,挣来的钱,给孙子孙女买零食,还有零余,攒下给儿子盖房。

她从不抱怨,对一个母亲来说,这一切天经地义。

李立军回忆,那时的乘客大多都是女性。挤不上车的女人,耍赖拦在车前,不让车走。“车门开一点缝,她们马上就挤上来了。”按照规定,女性超过55岁,便不能再供浆。但有些女人,到了年纪,又需要钱,有人帮她们出主意,办假身份证。

时间一长,相互熟识,看到谁没来,李立军还主动询问同村的女人,“xx怎么没来?家里有事吗?”

李红梅不用催,卖血16年,从不缺勤。有一回,刮大风,伞吹翻了,衣服湿了,同行妇女原路折返,“我还是坚持去了”。

早些年卖血,可以补贴家用,“卖一次血,得了几十块,就可以买点油盐回来”。李红梅家厨房里一个用了十几年的铝合金面盆架,就是她卖完血,花七十块买回来的。

这些年,经济好了,但李红梅还在坚持卖血,“我们挣不到大钱,就挣小钱嘛,挣一块是一块。”卖血之外,她还养猪养牛养鸡鸭,下雨天,她戴个斗笠,换双雨靴,就上山砍柴砍笋,她的所有时间都贡献给了农活,“就想有点钱”。这些钱,是存给儿子的。

房子也是建给儿子的。前几年,一家老小凑了四五十万,在村口建了新楼。新楼四层高,占地两百多平,很气派。 “越大越有面子”,李红梅说。

起楼已花光家里所有积蓄,还欠下十几万外债,房子立在那儿,现在还未装修。“我们现在,能帮他肯定要帮一点嘛,房子欠着钱,我不帮,怎么能一下子还完呢。”两个儿子未婚,也是李红梅心头病,“一个礼金钱就要十七八万呐”,她只能拼命挣钱。

吴春花夸她是“村里数一数二勤劳的人嘞”。吴春花爱美,一年置办几件新衣,李红梅舍不得花钱,她穿女儿剩下的外套,一条麻纱棉裤,二十年前花14块买的。有时候农忙,来不及做菜,她夹一块腌好的霉豆腐,就着白米饭,就是一餐。

她老说,“我没有赚钱能力哎”,省一点,就帮儿子多一点。

儿子反对李红梅卖血,吵过几次,李红梅总是有理,“你又没给钱给我,家里要开销,怎么办”,末了,又强调一遍,“你还没成家”。

她说,只有两种情况会让她停止卖血,“一个是儿子成了家,生了孩子,我要在家带孩子。另一个就是年纪到了,血站不再让我去。”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因素可以打断她坚持十六年的副业。

“没想过为自己?”别人问她。

“自己?自己还在后面呢,等儿女们过好了吧。”

(李红梅一家为儿子新盖的楼房 王彦入摄)

这是吃肉吗?这是吃你的血

吴春花卖血,丈夫吴军贵坚决反对,“农村人本来就是卖劳力,你还去卖血?”俩人都是大嗓门,为此吵了不少架,但一般都以吴军贵认输收尾,吴春花老呛他,“你挣的钱够吗?”

再后来,妻子身体无恙,回家后该耕田耕田,该做饭做饭,吴军贵也就不吵了,“那么多人去,都没事,就习惯了”。有时候,吴春花到时间没去,他还会提醒,“今天还不去崇仁啊?”

他很清楚,“家里几张嘴都要吃饭”,妻子卖血,能缓解他肩上的压力。好几次,吴春花起晚了,怕误车,吴军贵骑摩托送她去上车点。

但吴军贵从未想过卖血,“男的要干活,不能出血嘛,男的血是珍贵的嘛。”

杨莲芳也这样想。卖血五六年后,杨莲芳的丈夫跑去试了一次,她听说后,很生气,翻出他的身份证、健康证,藏起来,她担心丈夫“把身体弄坏了”。而且,“当时都是女人去,如果我男人去,感觉会被说。”

村里的男人都知道妻子卖血,劝过,吵过,最终都归于沉默。除了吴小明。

有一回,吴春花正要起床,14岁的吴小明听到动静,从床上跳起来,他冲进母亲的房间,将正要起身的母亲摁回床上,“今天就是不要你去!”,他吼着。门外的阿姨敲门催促,“快点呦,赶不上班车了”。

僵持几分钟,吴春花拗不过儿子,朝门外喊了一句,“我今天不去了,你自己去吧”,重新躺回被窝。

吴小明听到门外阿姨嘟哝了一句,“你有个好儿子”。

他不知道,隔天,母亲又偷偷去血站,补回了那天的损失。

那时候,家里穷,很久都吃不上肉。有时候,吴春花卖完血,顺道去菜市场,买些瘦肉,回家炖汤。有一回,她做好了肉,吴小明却不吃,她夹了一块到他碗里,“你不吃肉啊?”

吴小明朝她吼:“这是吃肉吗?这是吃你的血。”

吴春花很难受,但她也理解,“他也是怕我身体吃不消嘛”。

很长一段时间,吴小明都生活在恐惧里,在他十几岁的认知里,卖血总与一些“吓人”“恐怖”的事联系在一起。阻止未果,他开始逃避,甚至有些“讨厌”“嫌弃”母亲。

高中时,一位同学路过崇仁血站,目睹了卖血场景。课间休息,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见闻,“好多乡下女人,一大袋子血,她们不怕死吗?”一旁的同学听得津津有味,不时发出“天啊”的感慨。

吴小明也假装第一次听说,“还有这样的事?”他瞪大眼睛,恰如其分地表达惊讶。尽管他很清楚,他们口中的“乡下女人”,就包括自己的母亲。但他“打死不能承认”,“嫌弃嘛,就是觉得,赚这个钱,丢人嘛。”

他想逃离。高考结束,他选择“去远地方读书”,想看看外面的世界,也希望躲远一点,“眼不见心不烦”。

距离并未抚平自卑,他越来越敏感。大学期间,偶然看到母亲卖血供孩子读书的新闻,还是会心一紧,联想到自己。他清楚家里经济拮据,但却不会省钱,“就像反向对抗一样,越要我省,我越不省。”好几次,他打电话回家,讨要生活费,母亲不经意提及,“我们挣钱不容易,你要省着点花”。

就像被点燃的爆竹,他朝电话吼,“不关我事,(卖血)是你自己选择的。”他总觉得,母亲在暗示,他的学费、生活费流淌着母亲的血。

他极力撇清这层关系,不断说服自己,“我爸爸卖力气也能挣到(我读书)这些钱”。他不时给父亲打电话,“如果我妈不去卖血,你能供我读大学吗?”

“供你一个人是没问题的,不那么宽松而已。”父亲安慰他。

他在脑海里不停核算家里的每一项开支:父亲扛石头,一年能挣15000元;家里五亩地,收成几千元;两个姐姐外出打工,都有收入,无需家里补贴;高中学杂费,一年3000元;大学学费、生活费,一年12000元……

理性计算,父亲的收入足够一家开销,吴小明松了一口气。

但生活并不如公式般精确。

有一年,采石场发生意外,父亲被滚下山头的巨石砸断了手臂,送去医院时,“只有一点皮是连着的”。那一次,父亲修养了半年。那半年,吴小明必须承认,母亲卖血的收入,维持着家庭的运转。

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,他撇不清与母亲卖血的关系。

(电影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拍摄现场)

记录母亲的故事

2010年,吴小明大学毕业。本以为,卸下家里最重的负担,母亲不会再卖血。但不久,他接到母亲的电话,家里准备盖新房。

“我们这里,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建了,我们不建就不好了。”吴春花是一个要强的女人,不甘落于人后。吴小明很生气,在电话里冲她发火,“你留着(修房)这个钱,不要再去卖血!”

吴春花早已打定主意,嘴上答应着“没去了”,每年二十几次,一次不落。

吴小明很清楚,只要母亲在家,就斩不断她与血站的纠葛。2013年,吴小明换了一份高薪工作,整租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,将父母接到江南居住。一开始,吴春花不愿意,吴小明威胁她,“不来就断绝关系”。吴春花争不过,随儿子去了江南。长达十年的卖血旅程,就此按下暂停键。

他带父母去做全身体检,尤其关注血液,幸运的是,各项指标都正常。他还在网络付费咨询权威医生,“常年卖血浆对身体的危害在哪?”

医生回复,最大的风险在于感染,其次是抵抗力下降,容易感冒、发烧。确认母亲没有以上症状,吴小明悬了十年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。

吴春花在江南住了两年,司机李立军给她打过电话:“最近怎么没见你?”吴春花告诉他,“我打工来了,不去了,儿子会骂我的。”她在江南一家火锅店打工,一月两千,“慢慢就习惯了,也不会去想(卖血),想也没用啊。”后来她想老家,又回了江西,但没再去卖血。

吴小明没有停止探索。他继续搜集相关资料。看到河南上蔡因卖血形成的艾滋村,吴小明有些后怕,万一那十年中途出现纰漏?他不敢深想。也第一次知道了母亲卖血——单采血浆的价值。这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血站的血浆,经生物公司收购、加工,制成人血白蛋白、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血制品,为血友病、狂犬病等患者提供了生命源。

“原来这件事是有意义的”,他对母亲卖血有了新的认识。

这些信息,吴春花一概不知。她只是听说,“血卖给了博雅制药”。

吴小明搜索后才知道,博雅生物是抚州市唯一A股上市企业,国内血液制品巨头之一。母亲卖血十年的崇仁血站,2007年被博雅整体收购接管。如今,在江西、四川,类似的单采血浆站,博雅拥有10余家,年采浆能力达500吨。吴春花曾为这500吨血浆出过一份力,尽管她自己都没有意识。

吴小明决定记录母亲的故事。

他将想法告诉吴春花,吴春花有些不情愿,“你不要写这个,写这个好丢人,丢死人了。”她在电话那头不断强调,“我们也不是说做什么伟大的事,就是家里穷,要钱,没想到为国家做贡献,真的是为了钱去的。”

她不知道,我国仅有32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,正常生产的仅20余家,目前,国内采浆量约为5000吨,而理论需求量约12000吨左右。为鼓励大家供血,每年中秋、端午和春节,血站还会另发30元的红包。完不成血浆量,血站工作人员会发动亲戚供血,“我的哥哥,嫂子,都叫过”,一位业务员说,他们管这个叫“亲情浆”。

今年春节,吴小明回老家和母亲、舅妈好好聊了一次,他才知道,不久前的元旦节,大舅妈又去卖血了。600g血浆,换来260元误工费,加上元旦奖金30元、路费补贴5元,总共到手295元。舅妈很开心,“300元,我们种田的人用得紧凑,还是挺经用的。”而且,她不用再坐车颠簸。

2017年,博雅生物在乐安县设立了单采血浆站,卖血无需再结伴跨县,一个人进城,“假装买个菜,逛个街,就把血卖了,很方便。”李红梅说。她也还在卖血。

新建的血站宽敞明亮,进门处贴着“献血献浆,同样光荣”的标语。十几位妇女,躺在红褐色沙发椅上聊着天,红色的液体顺着一根细长的软管从她们的胳膊里流出来。出门两步,便是领取误工费的窗口,她们拿完钱,出门左转,消失在县城热闹的人流里。

一位工作人员告诉《后窗》,献血浆对身体无害,“卫计委的一位领导,痛风痛不欲生,献血浆献好了。还有人大的领导,县领导,都会来。”

(2017年,博雅生物在乐安县设立了单采血浆站)

春节后,吴小明在网上发表了《母亲参与中国式“卖血”的十年》。既是对母亲十年卖血的回顾,也是一次自我和解。

他将文章发到三十多人的家族群,原本热闹的群聊突然安静,大家像约好似的,集体选择沉默。后来,他挨个私聊看法,得到的回复是,“没看完”或者“没看”。

“他们都无所谓的,我不提,都没把这个当回事。”吴小明说。

他也将文章发到了老乡群,一位同在江南的女孩回复他,“我妈妈也去卖过,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”她说,自己也是乐安人,小时候,村里妇女经常结伴卖血,“其实并没有缺钱到卖血的地步”。

几分钟后,她又在群里补充了一句,“不过乐安那时候种田确实赚不到钱,很难供起一个大学生。”

吴小明加了她微信。他知道,类似的母亲,类似的儿女,还有很多,他们承受恐惧,历经煎熬,他们等待被理解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吴春花、杨莲芳、李红梅、罗桂凤、吴军贵皆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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